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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余华来说营养

2021.01.16 来源: 浏览:0次

对余华来说,201 年应该有点糟心。他大概不会想到,《第七天》会引来这么大的争议,络上汹涌的笔诛口伐几乎一边倒,让力挺他的几位好友都显得有些悲壮。有意思的是,从《兄弟》到《第七天》,恶评先生似乎一路尾随着余华,到底是人们误读了余华?还是余华笔下生出了别人还不理解的花?看来也只有交给时间这个裁判了。 糟心的不止余华,还有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出版后没多久,《文学报》就发了篇猛烈的批评文章,说贾平凹玩的就是文字游戏,就会“随意嫁接和肆意拼装”,甚至刻薄他们说地说“把无聊当有趣的细节描写”的贾平凹已“垂垂老矣”。这篇大字报体的文章,引发了很多人对批评如何进行的讨论,热闹里带着寒意。关键不在于是否批评,而在于为何批评,只要有好的出发点,有真诚在,再逆耳的批评,事后也能收获人心,不投资额达169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英国然就是故意滋事,也就无聊了。 同余华和贾平凹相比,韩少功和苏童二人是幸运的,《日夜书》和《黄雀记》没有遭遇口水战,没人举着砖头来拍,但也没有获得如潮好评,谈不上冷遇,似乎不温不火地就过去了。没有话题刺激,好小说似乎也难以引起关注。这两部小说对作者都意味着很多,《日夜书》里埋藏着韩少功很深的暗示和寻找精神之父接触到这些先进的技术的痕迹,《黄雀记》是苏童送给自己五十岁的生日礼物,都很重要。这份重要到底有多重,认真去秤的人真的不多了。 关于处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如果说余华的写法,有写给外国人看的心思,那阎连科写的《炸裂志》就基本是为国人定制的,这部被誉为“神实主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手里有一些积蓄义”的长篇小说显然有着很大的企图,比如去探索当代精神之困如何产生的,且不论有无解药,阎连科先生的确在思考,虽然读者大概没有多少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神实主义,但只要真的看书,对阎老师就是支持和安慰。 如何处理现实,让小说家们焦头烂额。俯拾皆是的络段子和,也让小说家的语言创造变得艰难。如何直面现实,是今天小说家们的课题,太亢奋容易失态,太机灵容易失策,安全又讨好的办法总是很少。口碑这件武器最终还是操纵在读者手中,评论家不过是抛砖引玉。读者都说你坏,再强的评论家也扭不过来。读者要都说你好,就算评论家架起大炮,也丝毫不损。 名家有名家的难处,年轻一点的小说家都显得放松许多。如果说名家与恶评并行,那今年几个青年小说家的小说倒是令人眼前一亮。颜歌的《我们家》、周嘉宁的《荒芜城》、路内的《花街往事》和七堇年的《平生欢》,是四部绝对值得一读的作品,特点不同,路径不一,各自写着各自的故事,处理现实时,也更加淡定了。 (: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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